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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CSSCI期刊中国法制史论文盘点

关于作者

何久媛,四川大学2020级本科生,《法律史评论》(CSSCI来源系列)编辑助理。 论文《清律问答题“造迷人符咒咒杀人欲”》入选第二届法制史本科生、硕士论坛优秀论文。

本文统计了2022年88种CSSCI期刊发表的215篇论文。虽然作者力求全面准确,但由于作者手工统计,难免存在疏漏,存在遗漏一篇或几篇论文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本文仍能基本展现2022年CSSCI期刊中国法制史方向论文发表的整体面貌,文中细微疏漏还请读者谅解。 这215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内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前沿内容和资源分布,对于了解国内中国法律史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篇论文的学术价值不能以发表的刊物的等级来衡量。 单一的论文产出指标不能评价某个科研单位的学术水平,也不能评价某个科研单位的学术水平。 发表论文的数量不能作为评价一个学者学术贡献的唯一标准。 同时,由于论文发表周期较长以及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特点,仅从每年发表的论文内容来推断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并不十分准确。 我们只提出一种可能性供学术界使用。 资深同事参考讨论。

一、总体发表情况

如上所述,88种CSSCI期刊发表中国法制史论文,涵盖法学、历史学、大学学报和综合社科四大类,共计215篇。 其中,法律类期刊发文数量最多,涉及《法律研究》、《法律与社会发展》等20种期刊,共77篇,占比36.00%; 历史类期刊紧随其后,其中《近代》、《历史研究》、《清史研究》等18种期刊共53篇,占比24.30%; 其次是综合性社科期刊,其中《社会科学》等23种期刊,共计49篇,占比22.90%; 大学期刊发文数量最少,有36篇论文分布在27种大学期刊上,占比16.83%。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将所有数据可视化得到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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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看各期刊,《Law Science》是每年发表法制史论文最多的CSSCI期刊,共有8篇; 《中国经济史研究》和《安徽史》各发表法制史论文7篇,为年度刊物。 法律史论文数量最多的历史学CSSCI期刊; 《四川大学学报》是法制史论文数量最多的高校学报CSSCI期刊,共4篇; 在综合性社会科学CSSCI期刊中,《社会科学》是中国法制史领域论文最多的,共有7篇。

另外,从发表文章数排名前10位的CSSCI期刊来看:法律类期刊有8种,分别是《法律研究》(8篇)、《中国法律评论》(7篇)、《东方法学》(6篇) 、《法学》(6篇)、《中外法学》(6篇)、《法律评论》(5篇)、《清华法学》(5篇)、《政法论坛》(5篇);有历史学期刊4种,其中《中国经济史研究》(7篇)、《安徽史学》(7篇)、《清史研究》(5篇)、《历史月刊》(5篇);有2种社会科学综合类图书,即《社会科学》(7篇)、《人民论坛》(5篇)。本文涉及的88家期刊发表中国法制史论文的具体情况汇总于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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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单位也是值得关注的一点。 其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的资源分布情况。 215篇论文分布在73个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以24篇论文排名第一,中国人民大学紧随其后,以17篇论文排名第二。 各单位发文情况汇总如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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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表文章总数来看,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南开大学大学中,暨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位居前列。 前10名院校中,综合类院校和法学院平分秋色。

专业法学院中,中国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深入从事古代法律典籍的发掘和编纂工作。 他们凭借强大的科研资源和丰富的史料,在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不断努力和输出。 西北政法大学深入研究近代法制史和法学教育。 仅王健教授就发表论文五篇。 与前三所大学相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2年发表的论文并未明显集中于某一领域,但研究范围从传统法学到革命根据地法制史再到古代刑事犯罪研究调查方法。 它跨越了法制史研究的各个细分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氛围。

受科研资源配置、科研人员数量等因素限制,综合性院校在深入研究中国法制史特定研究领域方面略逊于专门法学院。 然而,其综合性的学院属性可以实现法律史的许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 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法学院、清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清史研究所研究以清代档案研究为主,在满文档案研究解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历史学院法律史研究注重从微观层面出发,以“时间—事件”的研究方法分析具体的法律制度。 历史事件。 又如清华大学,其法律史研究不仅包括法律、历史角度的研究,还包括社会学、语言学角度的研究。

另一个例子是暨南大学。 2022年发表的文章包括民国时期在国内华侨权益研究、西夏法制史料研究、蒙古古法典研究等冷门领域研究。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令人耳目一新。 。

如果说法学院的法史研究就像溪底的松柏,根基坚如磐石,历经沧桑仍青翠欲滴,虽风云变幻却根深蒂固,使人有庄严感; 那么,综合类院校的法制史研究就是,比如说,原始的灌木,叶深的古树,朝花夕落的无名野花,可能不会永垂不朽,生根发芽,世代相传,但灵感迸发的那一刹那,那独特迷人的色彩,却足以让人感觉……让人赞叹不已,相当迷人,迷人。 当然,这只是一个比较。 专业法学院不乏原创作品,综合性学院也不乏严谨认真的研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法制史是法学中的边缘学科和冷门学科。 当高校整体研究资源较少时,向该领域倾斜的研究资源就会更少。 因此,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院校或科研单位,比较容易取得成效。 但从上表可以看出,青岛农业大学、上饶师范学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院校2022年将产出。

2. 多产的作者

仅以第一作者为统计对象,2022年共有177位作者在CSSCI期刊上发表中国法制史领域论文,其中8位作者全年发表论文3篇及以上。 他们的基本信息是经过统计整理的。 得到表2-1、2-2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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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表的内容来看,8位高产作者的研究领域各具特色。

中国政法大学于忠教授对法律思想史,特别是代表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人物的法律命题的研究独具特色。 早在2012年,他的文章《仁与礼:孔子的二元论》就表明了对此方向的关注。 于忠教授的研究代表了我国中国法律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趋势,即“法律史的法理学”。

中国法制史作为法学与史学的交叉学科,在法学研究领域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 随着新出土资料的不断减少等因素引起的学术环境的变化,近年来国内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相对薄弱。 与20世纪70年代的活力相比,略有下降。 面对这种情况,本世纪初,一些法学学者旨在打破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边缘化困境,提出摆脱研究古代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为当今的统治建设提供一面镜子。法的研究,脱离了传统的研究。 “时间事实”范式下的中国法律史具体案例研究转向对历史法律问题背后逻辑的探讨。 “法律史法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中国法律史研究史料的片面性,为中国法律史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除于忠教授外,2022年体现“法律史研究”特色的CSSCI期刊论文还有《法理释义:《明公书·清明文集》中的司法判例》(河海大学潘平) )、《认识中国古代法学的三个维度》(文扬,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法律命题分析——基于《西游记》的分析》、(蒋海松)湖南大学),《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刘顺风,湖南师范大学)。 另外,有些文章虽然不以此为主题,但在研究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讨论了其所讨论的法律史事实背后的法律问题。 可见,法律化的法律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法律史研究,特别是中国法律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命题。

西北政法大学王健教授始终关注法学人才培养和法学学科建设。 2002年,在编纂中国法学教育史领域史料的《中国法学评论》形象专栏发表论文五篇。 和挖掘。 近年来,中国近代法学学科建设和法学教育史受到中国法制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法制史领域的热门研究方向。

天津财经大学侯新一教授发表的四篇文章围绕着一个重大主题,即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法制建设的整体转型。 其中两篇涉及革命根据地法制史。 革命根据地法律史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 它的崛起一方面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引导,另一方面与革命史料的发现和编纂的不断发展密不可分。 侯新一教授是最早研究革命根据地法制史的学者之一,并一直持续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

2007年以来,尤陈军老师的文章大多与清代的诉讼制度和诉讼人问题有关。 2022年发表的四篇文章中,有三篇涉及清朝诉讼费用及相关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邓建鹏擅长跨领域研究,但清代地方司法实践和经济法前沿问题一直是他研究的两条主线。

清华大学聂新教授对中华民国宪法制度和中美宪法比较研究有深入研究。 他发表的三篇文章,可以归入中华民国宪政制度的总体框架之下。 中国人民大学朱腾教授长期从事中国中古(秦至唐)法律史研究。 他发表的三篇文章中有两篇可以归类为中古中国法律史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谢静副教授致力于清代法制研究,其三篇文章堪称清代律令研究的范式。

与其他部门的法学研究相比,中国法制史领域多产作者的选题方向并没有受到时代热点话题的太大影响。 大多数学者倾向于选择在自己的领域继续深耕,继续产出。 当前中国法制史研究远离现实又十分贴近历史,有利于研究持续稳定发展,减少一些带有科幻色彩和过于鲜明时代特征的研究,防止学术泡沫大规模出现。

三、2022年中国法制史研究热点

虽然前面提到,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不像其他法学部门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也会关注现实问题。 学者们也怀着高度的社会使命感,努力从堆积如山的旧论文中寻找现实意义,为当代法治建设注入法制史的智慧。 基于此,笔者依托215篇论文,打造2022年中国法制史研究热点,以期描绘2022年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整体风格,为中国法制史研究选题提供一些参考。 2023年法律史。热点词由作者根据每篇论文的内容进行总结和凝练,形成替代词。 然后对候选词进行统计,选出出现频率最高的10个替代词作为热门词。 一篇文章可能涉及多个替代词。 。 热词的表达可能不符合标准的学术术语或学术习惯,还请见谅。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编制统计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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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法律史和清末民国过渡时期的法律史,由于时间接近等诸多因素,其史料较为完整,一直是重点领域。中国法制史研究。 近年来,一些原本散失在民间的奏折、司法卷宗、私人文献藏品不断被整理和发现,以及过去不被重视的司法卷宗等史料。用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司法法庭和边境历史。 重新审视,为清代法律史和晚清民国过渡时期法律史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邓建鹏教授等一批学者提出重读《清史稿》,探讨正史书中法制史的价值,也丰富了清代法制史研究的内容。 2022年,清代法律史和晚清民国过渡时期法律史这一传统重点研究领域继续热门,并有老树发芽之势。

对近代中国(宋至清初)民商合同和成文法的研究可视为上述“法律史法理学”的具体体现,它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司法活动或由司法活动组成的司法活动。的个别案例。 立法活动,而是探究历史上存在的法律活动背后的法律逻辑。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论文专门提及“民商关系”,区分古代民商法律活动,体现了采用部门法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倾向。 这一领域的日益普及,或许预示着未来法律史研究对部门法律素养的进一步要求。

秦汉简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长沙简牍博物馆、清华大学等机构新编、出土的简牍。 2022年该领域的日益普及表明中国法制史是法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 其先天的历史背景使得学术研究的进步离不开考古工作的进步和新史料的出现。 新史料的出现所带来的流行或许不会持续太久,秦汉简牍的研究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被称为冷门秘密。

《以传统法律智慧回应当代法治建设、中国法制、近代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近代中国法典编纂风格研究》在这四个领域非常热门,受到了广泛关注。鲜明的时代特征。 前三个问题的受欢迎可能与当前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生存环境和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 具体来说,就是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第四个问题是民法典。 》及其他部门对法律编纂的研究并未平息,其涟漪已波及到中国法制史研究领域。 一代中国法律史学家肩负着时代的任务。 当今时代,国内不少法制史学家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走出了旧论文堆。 在时代浪潮和内心使命的推动下,他们不仅注重研究书籍的学术价值,还力求体现时代价值,以回应现实需求,实现其实用价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风格的影响,最终形成时代的一部分。 从《民法典》的热播时长来看,“以传统法治智慧回应当代法治建设中的问题”、“中国法制”、“法治史”这三个热词“近代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将载入2023年中国法制史册。论文期间您将与我们多次见面。

4。结论

作者为本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了复杂的数据统计,在统计的过程中,我瞥见了中国法制史研究整体面貌的冰山一角。 这类数据的整理是绝对客观理性的,但文章虽然写得刻意克制,但还是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了作者的所见所想。 这篇文章没有任何用处,机械的纸质数据很难展现学术界的活生生的面貌。 不过,如果能用这篇文章中前辈学者的进取精神来激励后来者更加进取,有可能的学术走向的讨论,引发读者的灵感激增,写这篇文章也就无怨无悔了。 。 基于此,我们衷心希望本系列文章能够向读者准确展示法学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分布格局、发展方向,为您的学习、研究乃至职业规划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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